作者：郭晔旻

　　如今，“大数据”“算法”乃至“人工智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而在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看来，这却似乎意味着人类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前途未卜的十字路口。因此，在著名的“三部曲”（《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与《今日简史》）之后，赫拉利写出了他的最新著作——《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以下简称《智人之上》）。

　　尽管是2024年的新作，但《智人之上》还是延续了赫拉利之前的一些思考，关于人类如何成为“万物之长”，赫拉利认为，“我们智人能够统治世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而是因为唯有人类能够进行灵活的大规模合作”。

　　真正的敌人不是“距离”

　　就像《人类简史》里提到的那样，讲故事不仅能够传递知识，还使得智人拥有了创造及相信虚构事物和故事的能力。而人类所有大规模合作的系统，包括宗教、政治体制、贸易、法律制度等，都由于智人这种对“虚构事物和故事”的认知能力而产生。

　　认知的对象，就是信息。赫拉利也承认“最基本的概念总是最难定义的”，他在书中所引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信息”实例，其实更接近另一个概念（“情报”）。尽管如此，在《智人之上》里，赫拉利还是进一步明确了人类之间交换信息的独特价值：“在人类开始讲故事之前，现实只有两个层次：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其中的“主观现实”，即心理感受。但“有些故事能够创造出第三个层次的现实：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诸如法律、企业和货币，“这样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相互讲述的故事中”。对于这个有些“烧脑”的定义，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亿万富翁流落到荒岛上，他随身携带的现金和债券就变成了废纸，“岛上的猴子可不会为了这些纸张就为他建造木筏或给他拿来食物”。赫拉利企图以此说明，“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在特定的信息网络内拥有极为强大的力量，但在网络外部则毫无意义”。从这个论点出发，其实将例子里的猴子换成与世隔绝的土著部落或许会更有说服力一些。

　　这样的“信息网络”，从人类文明发端至今已经历了上千年的演进。从今天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格萨尔王》史诗里，还能看到人类“讲故事”的非凡能力与传承过程。但就像赫拉利提到的那样，“人脑能够记住民族诗歌与神话，但复杂的国家税收与管理系统要想运作，就必须靠一种独特的非生物的信息技术——书面文件”。这些书面文件记录下财产、税收与支付的相关信息，让人有新的方法创造“主体间的现实”——王国系统、宗教组织和贸易网络。而随着文件成为许多社会链条的重要节点，它开始承载着无与伦比的权力，并衍生出“官僚制度”——这个词在法语里的字面含义，就是“写字台治国”。

　　在赫拉利看来，除去印加这样的少数例外，正是书面文件连接的信息网络创造出古代的一个个帝国。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所写的一段话，“与距离作斗争，仍然是费神的问题”“从君士坦丁堡渡海到亚历山大（即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包括中途停留，需要15天左右，不算中途停留，要8天时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与空间作斗争的确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智人之上》实际上是赋予了这段话新的诠释：真正的敌人不是“距离”，而是信息科技水平——“统治者的意志虽然不受法律限制，但还是会受到许多技术限制”，以罗马帝国而言，大约有一万名帝国行政官员、35万名士兵，也没有科技手段能够与他们及时沟通，因此“只要你乖乖缴税，不抵抗军团”，对罗马皇帝来说就足够了。而这些论述也就很自然地推出了作者的另一个观点：从19世纪开始，新的信息技术也让政府得以迅速联结、监督这些行政人员，这使得信息与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

　　不可知的“黑箱”状态

　　提到“新的信息技术”，《智人之上》里不出意外地提到了古登堡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印刷机在传播信息中的贡献当然是毋庸置疑的：“据估计，1454年—1500年这46年间，欧洲印制的书籍超过1200万册。相较之下，在之前的1000年间，靠着手工抄写制作出的书籍只有大约1100万册。”

　　有趣的是，赫拉利接下来却挑战了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传统看法，即“印刷革命让民众比过去更自由地交流信息，才最终引发了科学革命”。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印刷机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文本原原本本地复制出来。但它无法提出任何新的想法。事实上，印刷术能够迅速传播的除了科学事实，还有宗教幻想、虚假新闻和各种阴谋”。光是消除信息流动的障碍，不一定就能发现真相、传播真理，反而容易导致谎言与幻想的传播，创造出有毒的信息领域。这也不是无的放矢：正是由于印刷书籍的广泛传播，才导致了席卷早期现代欧洲的猎巫狂潮。毕竟书商与印刷商有逐利的一面（这也无可厚非），而“从狗血故事中赚到的钱，要比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种枯燥的数学专著中赚得多太多了”。

　　得益于互联网的建立，人类社会的信息可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传播，这本身当然是个科技进步。但赫拉利在书中提到，2016年时，作为互联网巨头的“脸书”为了提升参与度，在提供新闻频道奖励时，只看频道的用户参与度（以点击次数与观看次数计算）而完全不管所谓的新闻是否真实。

　　就像赫拉利自嘲的那样，自己的学术训练本是中世纪与早期现代军事史，“却发现自己突然被称为人工智能专家”。他敏感地发现，“算法”本身还蕴藏着更大的风险——对于人类而言是不可知的“黑箱”状态。换言之，“过去的印刷机或收音机只是人类手中的被动工具，但计算机正在成为一种主动行为者，它能够摆脱人类的控制，超越人类的认知，主动塑造社会历史与文化”。随着智能机器的崛起，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权力从人类转移到其他物种手中！

　　像被隔离在数字孤岛上

　　AI、算法、大数据继续发展下去的未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智人之上》书中提到了好几方面的问题。首先，人工智能的崛起会加剧世界上的经济不平衡——毕竟，最不发达的国家从哪里找来这笔钱，将失业的工厂工人培训成数据分析师呢？结果可能是在某些地区出现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和巨大的财富，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则成为一片经济废墟。另外，计算机的确能用超人类的效率在海量数据中找出各种规律与模式，可如果现实社会中本来就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算法很可能就会学习这种偏见，甚至将其放大。“计算机网络有可能并不会找出关于人类与世界的真理、真相，反而是利用它的庞大力量创造出一套新的世界秩序，并逼迫人类接受。”在这方面，赫拉利还举了一个例子，“在未来，算法甚至可能只要研究已知恐怖分子的生活模式，就能创建出一套全新的模型，用来判断人的偏激程度”——如同科幻小说（电影）《少数派报告》里的情节一样。

　　除了将好人误判为恐怖分子之外，这样的信息网络甚至对人类社会结构本身提出了严峻挑战。自从ChatGPT之类的AI横空出世，人们已经开始习惯，机器人程序不仅能写出极具说服力的政治宣言，创造出深度伪造的图像与影片，“赢得我们的信任与友谊”“如果操纵人心的机器人程序与我们无力监管的算法开始主导公共对话，民主辩论制度就可能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彻底崩溃”。而这就是作者所担忧的“数字无政府状态”。与此同时，就像作者引用古罗马帝国被臣下架空的皇帝的例子佐证的那样，控制信息网络意味着真正的权力枢纽，但“如果政权仰赖的是一套力量强大且高深莫测的人工智能，所有信息都由人工智能来收集与分析”，人类统治者就有可能“像是被隔离在一个数字孤岛上，只能受到人工智能的控制与操弄”。其场面就如同2019年的动画电影《哆啦A梦：大雄的月球探险记》中的“辉夜星”最后落入人工智能的毁灭兵器“迪阿布罗”的控制一样。

　　绝对正确是一个幻想

　　对此，人类又有何应对之策呢？赫拉利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比如，针对当下流行的“大数据”，《智人之上》里不无道理地指出，“科技巨头从世界各地取得这些猫咪照片，没给网络用户或各国政府付半分钱，但事实证明这些图像价值连城”，字里行间，“数据税”呼之欲出。而对于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对人类政治体系的潜在冲击，赫拉利也呼吁，各国“应该同意对于某些危险技术的研发与部署加以限制”“针对人工智能制定一套国际协议”。当然，这只是些概念性的想法，毕竟连赫拉利自己也不知道“数字税”应当如何收取，而“人类有办法发展出这些必要的信任与自律”也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在书中，赫拉利忧虑地指出，“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人类历史可能迈向终局”。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可能”的预测。如同《智人之上》的一个小节标题所言，“绝对正确是一个幻想”。未来理应也必须有着不一样的可能。就像赫拉利在全书的结束处所言，“作为历史学者，我确信有改变的可能”。这里的“可能”指的就是人类社会改变一些现有的做法，更稳妥有效地处理信息网络问题。这或许也是读者——作为智人这一物种的成员——的美好期待。（郭晔旻）